“时间到。”张思文冰冷的声音打断了他，毫无波澜，“你的命令，导致一、二排无谓牺牲，未能有效阻滞敌军。三排携带伤员，无法在敌军火力下成功转移。五分钟内，你部全员玉碎，阵地丢失。日军成功迂回，威胁主峰侧翼。全局被动。下一个。”
韦德明身体晃了晃，几乎站立不稳，脸上血色尽褪，眼神涣散。失败的判定，如同冰冷的铁锤，砸碎了他最后一丝侥幸。
下一个学员硬着头皮上前，面对的可能是“通讯全断，各阵地失去联系”、“水源被投毒，士兵开始出现脱水”、“内部出现动摇分子，企图煽动投降”等更加绝望的想定。时间永远不够，压力无处不在。赵铁铮时常会突然出现在推演现场，他的点评更加冷酷直接，往往一针见血：“你这部署，是嫌兄弟们死得不够快？”“为将者，不知取舍，妇人之仁，是谓不仁！必要时，牺牲一个班，可救一个排；牺牲一个排，可保阵地不失！这都不会算？”“犹豫？战场上，你犹豫一秒，就有十个兄弟因为你这一秒的犹豫丧命！”
大量看似“稳妥”、“保全”的方案被无情否决，指挥官被一次次判定“阵亡”、“全军覆没”。失败者必须当众复盘，剖析自己每一个决策的失误，承受着同僚复杂目光的审视和心理上的巨大鞭挞。这不是纸上谈兵，这是在用最残酷的方式，提前经历战场指挥官的绝境，逼迫他们在极限压力下，做出那些冰冷、残忍、但却可能是唯一生路（或能最大化杀伤敌人、达成战术目标）的选择。
绝境指挥抗压训练，则更加摧残心智。在一个完全隔音的昏暗房间里，学员被单独带入，面对突如其来的“战况通报”——可能是通讯兵浑身是血冲进来报告“指挥部被炮火覆盖，团长、参谋长全部牺牲！”，可能是浑身颤抖的士兵哭喊着“连长，没子弹了！兄弟们死了一半了！撤吧！”，可能是地图上代表己方的旗帜被大片抹去，代表日军的箭头已形成合围……学员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在巨大的、令人崩溃的心理压力下，保持最后一丝理智，做出决策，并清晰地下达命令。这里训练的不是“最优解”，而是“在绝境中，如何做出一个不会立刻导致崩溃，甚至可能寻得一线生机的决定”。许多学员在这里崩溃，痛哭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但熬过来的，眼神会变得深不见底，如同寒潭。
带兵实操则是在近乎真实的对抗环境中进行。军官学员被分配到士兵学校的某个新兵班（通常是他们之前表现较好或有潜质的班，如林枫、石头刚接手的班），实际带领他们进行攻防演练。从下达攻击命令、组织队形、火力掩护，到进攻受挫时的调整、遭遇“伤亡”时的处置、乃至“撤退”时的断后安排，赵铁铮、张思文和一群从一线抽调来的老兵教官，会像挑刺一样，指出每一个细微的失误。步炮协同怎么呼叫？火力点怎么配置才能形成交叉无死角？阵地之间如何联动防御？夜间指挥如何保持对部队的控制？每一个问题，都可能关系到实战中多少兄弟的生死。
军纪与信念淬炼，则是灵魂的拷问。反复学习、背诵、讨论陈远山那篇“与城偕亡”的讲话。思考“为何而战”？当所有人都撤退了，当南京已成孤城，当死亡几乎成为必然，为什么还要死守？退无可退，为何还要战？一线阵地的老兵被请来，用平淡甚至麻木的语气，讲述着战友如何在眼前被炮弹撕碎，讲述着日军冲锋时的狰狞，讲述着受伤后爬回阵地的经历。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血淋淋的现实。军官学员们与士兵同吃糙米饭，同睡大通铺，没有任何特殊待遇。张思文冷冰冰地提醒：“你现在多享受一分，战场上，你的兵就可能少为你卖一分命，你就可能多死一个兄弟。” 每个人都必须在“与阵地共存亡，绝不后撤一步”的军令状上，按下血红的手印。那薄薄一张纸，重若千钧。
两所军校，如同两个巨大的、高速运转的齿轮，在赵铁铮的铁腕驱动下，疯狂咬合、磨合。
每周一次的联合实战演习，是检验磨合效果的“大考”。由赵铁铮亲自设计近乎变态的想定，军官学员们抽签担任排、连长，指挥由士兵学员扮演的“部队”，在尽可能真实的战场环境下（划定实弹射击区、布置炸点模拟炮击、释放染烟模拟毒气或烟雾、利用复杂地形和废墟）进行攻防。演习没有剧本，只有目标。“日军”（由最凶悍的老兵和教官扮演）狡猾而凶狠。“守军”则要在军官的指挥下，真实地冲锋、防守、迂回、撤退。实弹在头顶呼啸（严格划定安全区），炸点在身边轰鸣，染烟呛得人咳嗽流泪。经常有士兵学员“中弹”倒下（有判定规则），有军官学员因“指挥失误”导致“部队”被“全歼”。演习结束，胜者未必有奖，但败者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并被要求当众复盘，接受赵铁铮毫不留情的训斥甚至体罚。这是最接近实战的预演，血腥、残酷，但也最有效。
经验灌输则如同给这把正在锻打的刀淬火。从前沿阵地，从紫金山、雨花台，甚至从伤兵医院，抽调那些战功显着、经验丰富的老兵、基层军官，回到军校“讲课”。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