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幕上首先浮现的，是一段火药味十足的辩论：
“「不能要求岳飞爱宋朝的同时也去爱金朝」「不能因为今天讲民族团结，岳飞就不是民族英雄了，金人入侵、秦桧卖国也不能批判了」「这是当年抗战期间的汉奸理论！」”
康熙的目光微微一凝。岳飞抗金，秦桧主和，这是宋金旧事。天幕将此与“民族团结”、“汉奸理论”联系起来，并提到“抗战期间”，这显然是将历史上的宋金之争，与后世抗日战争时期对“汉奸”的批判进行了类比。其潜台词是：在民族存亡的对抗中，抵抗外敌者是英雄，妥协投降者是汉奸，这个标准不应因时代变迁、尤其是不能因后世强调“民族团结”而被篡改或模糊。这对他这个“金人”后裔（女真/满族被视为金朝后裔）的清朝皇帝而言，听来颇为刺耳，但也让他瞬间警惕——天幕要讨论历史评价，而且是涉及“华夷之辨”和“忠奸之辨”的敏感评价。
紧接着，矛头直指：
“更明确反对某些‘清史专家’，洗白洪承畴、吴三桂之流的叛国降清罪行的论调：「一个人难道就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么？」”
“洪承畴”、“吴三桂”！这两个名字，如同惊雷，在康熙耳边炸响。洪承畴，前明蓟辽总督，兵败被俘后降清，为清军入关、平定南明立下汗马功劳，是他皇祖父皇太极和父皇顺治皇帝都予以重用的“开清重臣”。吴三桂，前明山海关总兵，引清兵入关，后来虽叛乱，但其前期功劳亦被清廷承认。在清朝官方叙事中，此二人是“识天命”、“顺潮流”的“俊杰”。然而，在天幕引用的后世争论中，他们被毫不留情地指为“叛国降清的汉奸”，其行为被质疑为“背叛自己的国家”。而试图为他们“洗白”的“清史专家”，则被置于道德和舆论的对立面。
康熙感到胸口一阵发闷。这是对他清朝立国基础赤裸裸的否定。如果洪承畴、吴三桂是“汉奸”，那么重用他们的清朝是什么？接纳他们的爱新觉罗氏又是什么？这不仅仅是个人评价问题，这关系到清朝入主中原的正当性论述。
天幕随即点出，以“葛建雄（应为葛剑雄）教授”为代表的、主张“1840年史观”和“版图中国论”的老一辈学者，正在与新一代竭力给满清王朝洗白、给洪承畴、尚可喜等汉奸洗白、甚至贬低岳飞、文天祥民族英雄地位的“清粉清吹”、“新团结壬”彻底割席。天幕详细列举了这些“清史专家”（点名阎某年、李某亭等）的“谬论”：
在尚可喜故乡辽宁海城举办研讨会，称尚可喜“能认清大局，顺应潮流和民心…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”，并质疑从“狭隘汉族民族主义”评判尚可喜，进而牵扯到岳飞、文天祥是否民族英雄的问题。当地修建尚可喜纪念馆，对联褒扬其“择主而事”、“保清统一”。
在福建南安洪承畴纪念园，展示对联“辅国堪称真学士，爱民即是大英雄”。在其纪念馆活动中，清史专家称洪承畴是“功在中华一统的民族英雄”，其降清是“乱世中能保存自己，亦能建功立业”，“为重新统一国家而多有建树”，“为进一步密切满汉民族关系……做出了毕生的努力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”。
康熙看着这些引文，脸色变幻不定。这些后世“清史专家”的言论，某些方面甚至比清朝官方的评价走得更远、更露骨，将洪、尚等人直接捧为“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”，并试图以此重新定义“忠奸”标准，甚至动摇岳飞、文天祥的崇高地位。这种论调，连主张“版图中国论”的老学者都要与之割席，可见其争议之大。康熙敏锐地察觉到，这不仅仅是学术争论，背后是汹涌的民意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。那些“清粉清吹”被指为“逆向种族主义者”，目的是“把中华和汉族割离开来，把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割裂开来”。这让他想起之前天幕关于“衣冠尽毁”、“祭祀乱象”的批判，似乎指向同一种力量——试图淡化乃至否定汉民族主体性的叙事。
然而，接下来天幕笔锋陡转，抛出了一个更为惊人、甚至堪称骇人听闻的“推测”：
公元1840年后侵略中国的欧洲殖民者（特别是犹太资本集团），与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，“从根子上就是同一伙人，正是华夏民族的千年大敌，【羯胡】人的后裔或近亲”。
天幕详细“论证”：被汉朝击败西迁的北匈奴/康居/乌孙人在南俄草原建立犹太教国家“可萨汗国”。其遗民一支成为操控欧美资本的犹太人（可萨人“夺舍”了古希伯来犹太人）；另一支东迁成为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人（布里亚特人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