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角抚平，抚了一遍又一遍。然后她起身，抱起那床破被子，坐在窗前开始补。

    阳光从窗户纸透进来，照在她手上。那双手很粗糙，指节粗大，掌心全是茧子。她捏着针，一针一针地缝，针脚细密，像是要把所有的遗憾和心疼都缝进去。

    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阳光里飞舞的灰尘，看着妈妈低头补被子的侧影，突然觉得鼻子发酸。

    那年春节，我没有放一个小鞭。

    除夕夜，可久里胡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二踢脚蹿上天的尖啸，大地红炸开的脆响，孩子们的笑声、尖叫声，透过窗户纸传进来。弟弟趴在窗台上，用手指在结霜的玻璃上画画，画一个小鞭，再画一个。

    “哥，你不出去放炮吗？”弟弟回头问我。

    我摇摇头，继续剥手里的花生。花生是凭票买的，一人只有一小把，我得剥得仔细，不能浪费。

    初一早晨，我还在被窝里，就听见院门被拍得山响。

    “庆柏！庆柏！拜年了！”

    是高日辉他们。我穿上衣服出去，几个小伙伴个个穿着新衣服，兜里鼓鼓囊囊的，一看就知道装满了小鞭。

    “走啊！”王维剑兴奋地脸都红了，“我爸给我买了挂五百响的，咱拆开放！”

    高日辉也掏出一把：“我也有，昨天没舍得放，就等今天呢！”

    何北和明杰在一旁点头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。

    我张了张嘴，想说我没了，全炸了。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我看着他们手里那些红彤彤的小鞭，看着他们冻得通红却洋溢着兴奋的脸，突然觉得，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，但有些东西，还在。

    “等我穿棉袄！”我转身冲进屋里。

    妈妈正在煮饺子，看见我翻箱倒柜地找棉袄，问：“上哪去？”

    “高日辉他们叫我。”我系上扣子。

    妈妈擦了擦手，走到柜子前，打开抽屉，从最里面掏出一个小纸包。她打开纸包，里面躺着五个小鞭，红艳艳的，像是五颗小小的太阳。

    “前几天买炕席，老板送的，”妈妈把纸包塞进我手里，“就这几个，省着点放。”

    我愣愣地捏着那个纸包，纸包还带着妈妈的体温。

    “妈……”

    “去吧，”妈妈转过身，继续搅动锅里的饺子，“别拿手放，听见没？”

    我攥紧纸包，扭头冲进院子里。高日辉他们还在等着，看见我出来，齐齐欢呼一声。

    “走走走！去空地！”

    我们跑出院子，跑过可久里胡同，跑过八王寺汽水厂的红砖墙。北风还是那么冷，刮在脸上像刀子。可我心里揣着那五个小鞭，揣着妈妈给的温度，觉得这个冬天，好像也没那么冷了。

    雪地上，我们拆开了一个小鞭，竖在新鲜的积雪里。火柴划亮，引线点燃，“滋滋”地燃烧。我们转身跑开，捂着耳朵，等着那一声——

    “砰！”

    清脆，响亮，像是春天提前到来的讯号。

    碎雪在阳光下纷纷扬扬，像是谁把星星揉碎了，洒在这个1965年正月初一的早晨。我回头看向家的方向，看见屋顶的炊烟袅袅升起，看见窗户上贴的红色窗花，看见这个我长大的地方，在鞭炮声里，迎来了又一个新年。

    很多年后，当我躺在有暖气的楼房里，当春节的鞭炮声响起之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个冬天，想起炕席底下炸开的火光，想起妈妈在晨光里补被子的侧影，想起雪地上那一声清脆的炸响。

    那些小鞭最终一个也没剩下，炕席上的洞也被新席子盖住，再也看不见。可有些东西留了下来——那种对年味的期盼，那种攒钱的耐心，那种点燃引线时手心的汗，还有爆炸声后伙伴们的欢呼。

    它们变成了我记忆里的鞭炮声，每年腊月，就在心底某个地方，噼里啪啦地炸响。提醒我，曾经有过那样的冬天，那样的人，那样的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