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个响声过后，雪地上留下两个黑乎乎的小坑，像大地睁开了两只眼睛。
就剩最后一个小鞭了。大家都看着我。
我捏着那个小鞭，指尖能感觉到里面火药的颗粒感。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大胆的念头。
“今天，”我清了清嗓子，“我给你们表演个拿手放。”
空气安静了一瞬。
“你疯了？”高日辉第一个叫起来，“手不想要了？”
“就是，”明杰也劝，“我爸厂里有个学徒，去年拿手放二踢脚，手指头崩掉一块肉。”
何北没说话，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我手里的小鞭。
王维剑则是满脸兴奋：“真敢？你要是敢，明天我请你吃糖稀！”
被他们这么一说，我那股子冒失劲儿上来了。在伙伴面前，尤其是高日辉面前，我不能怂。我把小鞭捏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，让引线朝外，长长地露出来一截。
“看着啊。”
左手拿起火柴盒，抽出一根。这次手居然不抖了。
“嚓——”
火苗跳动。我把点着的火棍慢慢移向引线，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，“咚咚咚”，像敲鼓。高日辉已经捂住了耳朵，眼睛闭得紧紧的。王维剑离我远远的，生怕小鞭嘣着他。
引线碰到火，“滋滋”地烧起来，那火星飞快地往鞭炮那头跑。
时间好像变慢了。我能看清引线燃烧时迸出的每一粒火星，能感觉到手指间那个小圆柱体微微发热。脑子里闪过妈妈的脸，闪过炕上那床补丁摞补丁的棉被，闪过爸爸每月领工资时小心翼翼数钱的样子。
然后——
“啪！”
清脆、短促，像有人在耳边打了个响指。手指猛地一麻，接着是火辣辣的疼。小鞭在我指尖炸开，碎纸屑四散纷飞，一股硝烟味直冲鼻子。
我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右手还保持着那个伸直的姿势。拇指和食指都被熏黑了，指尖传来一阵阵刺痛。
“我的妈呀……”高日辉慢慢放下手，眼睛瞪得溜圆，“真、真炸了？”
王维剑扑上来抓我的手：“我看看我看看！疼不疼？”
我把手缩回来，强忍着疼，故意满不在乎地甩了甩：“没事儿，就跟针扎了一下似的。”可实际上，指尖已经红肿起来，疼得我直抽冷气。
明杰仔细看了看：“还好，没破皮。你这胆子也太大了。”
何北终于说话了，声音小小的：“庆柏，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。”
那一刻，指尖的疼痛好像真的不算什么了。我挺直腰板，感觉自己是电影里的英雄，是《林海雪原》里的杨子荣，是《红岩》里的许云峰。北风刮在脸上也不觉得冷了，心里头热烘烘的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们约好明天放了学还来。高日辉破天荒地说要带两个他攒的小鞭，王维剑则嚷嚷着要学拿手放——当然，被我们一致否决了。
进了院门，妈妈正在盛饭。看见我，她头也没抬：“洗手吃饭。”
我悄悄把右手藏到身后，用左手掀开门帘。炕已经烧热了，坐上去暖烘烘的。我把书包放下，假装写作业，眼睛却不时瞟向炕头。
那里，炕席底下，藏着我全部的宝贝。
等妈妈去外屋地炒菜，我赶紧掀开炕席一角。炕席是新编的，高粱杆子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。底下，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排红色的小鞭，都是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的——帮妈妈打酱油剩下的一分，捡废铁卖的两分，偶尔爸爸高兴给的五分。数了数，一百二十七个。我每天都要数一遍，梦里都是这个数字。
腊月一天天深了。街上的年味越来越浓，副食店门口排起长队，人们拿着副食本，等着买那点凭票供应的豆腐、鸡蛋、花生、瓜子。可久里胡同里，不时能听见零星的鞭炮声——那是和我们一样心急的孩子，等不到除夕。
我把小鞭藏在炕席底下，是因为东北的冬天太潮。去年，我把好不容易攒的五十个小鞭藏在柜子里，等到年三十拿出来，有一半都受了潮，点不着，把我心疼得好几天没睡好。今年我学聪明了，炕头最暖和，也最干燥。
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。
妈妈一大早就开始忙活。她把攒了半年的白面拿出来，要包饺子。爸爸也难得提前下了班，带回来二两肉——肥多瘦少，但在那时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。
“今天过小年，咱们也改善改善。”爸爸笑着说，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，“看，还买了点棒糖。”
棒糖！我和弟弟们的眼睛都亮了。那是祭灶用的，麦芽糖做的，粘牙，但甜得要命。一年到头，也就这时候能吃上一回。
妈妈在灶前忙活，爸爸帮着剁馅。我负责烧火，要把炉子烧得旺旺的，这样炕才热，包饺子的手才不冷。
“多添点煤，”妈妈吩咐，“今天得让灶王爷吃饱喝足，上天言好事。”
我从煤堆里拣出一些煤块，扔进炉膛。煤块“轰”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