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其一，财政之弊，始于轻税之仁，终于豪强之霸。文景之治行三十税一的田租，看似轻徭薄赋，实则彼时丈量土地之术粗陋，朝廷征管能力孱弱，国用日渐紧张，维系边防、水利、赈济等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衰弱。为保帝国运转，朝廷被迫将征税重心转向人头税，即算赋与口赋：七岁至十四岁孩童，每人每年纳钱二十；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成年男女，每人每年纳钱一百二十。”
闻听此言，在场诸神无不慨叹平民税负之沉重。玉皇大帝亦按捺不住，拍案而起：“此乃历史倒退！这般轻田租、重人头税的税制，全然违背帝国‘履亩而税’的根本原则，税负不公，与百姓财力严重脱节，必酿大祸！”
司空星君上前一步，沉声附和：“陛下所言极是，如此税制，帝国必生大乱。汉初轻税，并非全然出于仁政，更多是征税能力不足的无奈之举。彼时尚无造纸术，账册全赖竹简，记载繁复、核查艰难；兼之帝国疆域广袤，土地丈量艰困，官吏又良莠不齐，想向偌大天下的田亩足额征税，根本无从实现。低田租虽减少了逃税由头，却让朝廷正式财政入不敷出，只得‘正路不通走旁路’，重拾秦代之前重征人头税的原始旧法。”
紫微大帝续道：“正是如此。按人头征税，平民人多地少，根本享不到轻徭薄赋的实惠；而豪强地主丁口少、田产广，人头税于他们不过九牛一毛。这般财税格局，令地主得利无穷，平民却税负压身。豪强借机大肆兼并土地、荫蔽人口、瞒报田亩，朝廷却难以向其征税；平民为避人头税，或逃亡沦为流民，或依附豪强做农奴，国家编户锐减，财政愈发匮乏。
至汉武帝时，北击匈奴、开辟丝路耗费巨万，国库早已无以为继，只得再加征算赋、口赋，终致民力耗竭。后期桑弘羊推行盐铁专营，本想弥补财政、压制豪强，却受限于当时工商业水平，加之官营机构效率低下，最终反被权贵与私商把持。豪强地主、门阀世家、大商人就此合流，社会阶层彻底固化，贫者愈贫，富者愈富，财政困局再难挽回。”
喜欢历史的可以记住以上的描述，这便是自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结束，困扰着帝王们的最大难题：既如何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，将人口和土地从豪强门阀的手中夺回来，变成国家的可税资源，从而彻底消灭门阀士族，让寒门子弟也能出人头地，让帝国重现荣光。
“其二，制度之缺，始于郡国并行，终于外戚专权。汉初郡国并行，诸侯王势力坐大，虽经推恩令削弱，却未能根除地方割据隐患。中后期皇权旁落，外戚势力崛起，从霍光辅政到王莽专权，豪强与外戚相互勾结，垄断朝政、兼并土地，朝堂腐败，民不聊生。精英阶层以制度垄断特权，阶级固化、国家渐渐失去活力，平民再无晋升之机，豪强世家却长期把持经济、文化、政治大权，终成瓦解帝国的祸根。”
“其三，帝王之失，始于穷兵黩武，终于懈怠荒淫。汉武帝晚年，连年征战已致民力耗竭、国库空虚，虽下罪己诏挽回些许民心，衰败之种已然埋下。其后元帝、成帝等君主，沉迷享乐、怠于朝政，任由外戚、宦官把持权柄，财政失衡愈演愈烈，早已到了积重难返之境……”
玉皇大帝颔首称善：“二位星君所言，字字珠玑，既道明瞪大汉兴衰之由，亦阐明天地治国之理。人间王朝兴废，尽在民心、财政、制度三者之中，朕已然洞悉。依二位之见，刘氏是否还可以承接天命，掌管天下？”
紫薇大帝闻言，神色愈发凝重，拱手再拜，缓声道：“陛下圣明，天命无常，惟德者居之。刘氏能否再承天命，非在血脉之尊，而在是否能革除旧弊、重拾民心、稳固财政，此乃人间王朝承接天命之根本，亦合兴衰之理。”
“今之刘氏，已然失去承接天命之根基。哀帝、平帝之时，皇权旁落至极致，王莽借外戚之权，笼络豪强、欺瞒朝野，表面效仿周公辅政，实则觊觎神器。需言明的是，王莽并非全然奸佞，其篡汉之初，亦有革除西汉财政积弊、安抚民心之动机——他目睹豪强兼并土地、财政空虚、民不聊生之惨状，深知西汉积重难返，故而心生改革之意，欲借新朝之力，扭转财政困局。此时的刘氏皇室，昏弱无能，既无力整顿财政失衡之困，亦无法铲除豪强外戚之祸，更不能安抚流离失所之民——天下仓廪空虚，流民遍野，饿殍载道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大家都认为刘氏已经不配做天下之主，这才给了王莽可乘之机。”
“更兼之，刘氏后期帝王，多怠于朝政、沉迷享乐，未能承继文景之休养生息、武帝之开拓气魄，反倒放任财政崩毁、制度崩坏。豪强兼并土地愈演愈烈，国家编户所剩无几，财政无以为继，连边防将士的粮饷都难以维系，更别说赈济灾民、修缮水利了。如此王朝，失民心、废制度、空府库，已然背离天命之道，即便无王莽篡汉，亦会因自身积弊而覆灭，刘氏此时，实难再承天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