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度有漏洞，则小人可乘。即便换一批人，只要制度不改，仍会重蹈覆辙。”
他走到钱谦益面前，声音清晰：“所以朕以为，治国之道，首在立制。
制度完善，则君子可尽其才，小人难施其奸。
制度废弛，则君子亦可能沦为小人——因为环境如此，不贪则难以立足。”
这番话，让满殿文官震惊。
他们本以为皇帝会为魏忠贤辩护，没想到皇帝直接跳过了人的层面，谈制度。
“陛下圣明，”钱谦益躬身，“然制度亦需人执行。若用人不当...”
“所以要用能办事的人，”朱由检接过话头。
“钱先生，朕问你：扬州盐税，积弊三十年，为何无人能整顿？漕运漏洞，年损百万，为何无人能堵塞？”
“这...”钱谦益语塞。
“因为牵涉太广，阻力太大，”朱由检替他回答。
“清流君子，爱惜羽毛，怕得罪人，怕担骂名。
所以宁可看着国家烂下去，也不愿脏了自己的手。
但魏忠贤不怕，他本就是‘小人’，本就担着骂名，所以他敢去碰，敢去查，敢去得罪人。”
他环视殿内众臣：“朕知道，你们中很多人瞧不起魏忠贤，觉得他是阉宦，是酷吏。
但就是这个人，在扬州追回三百五十万两银子，解了朝廷燃眉之急。
就是这个人，正在查漕运，要为国家追回更多的损失。
你们呢？
你们除了弹劾他，除了说风凉话，除了在国子监煽动监生闹事，还做了什么实事？”
这话太重，殿内死一般寂静。
黄道周忍不住出列：“陛下。魏忠贤手段酷烈，屈打成招，吴御史冤死诏狱，此乃事实。
如此行事，岂是治国正道？”
“吴阿衡冤死？”朱由检冷笑，“黄御史，朕这里有一份账目，你要不要看看？”
王承恩适时呈上一本账册。
朱由检翻开，朗声念道：“天启六年，吴阿衡经手漕粮五十万石，损耗八万石，价值六万四千两。
其中五万石，以每石一两二钱卖给晋商乔致庸，得银六万两。剩余三万石‘损耗’，实为虚报，冒领补贴二千四百两。”
他合上账册：“这些都有乔致庸供词、银票往来为证。
吴阿衡死前留下血书喊冤，朕倒要问问，他贪墨漕粮时，可曾想过那些因缺粮而饿死的边军冤不冤？
那些因朝廷无钱赈济而卖儿卖女的百姓冤不冤？”
黄道周脸色发白，但仍强撑：“即便如此，也应交由三法司审理，岂能让厂卫私设刑堂？”
“三法司？”朱由检笑了。
“李标就是三法司之一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他收受吴阿衡贿赂一万两。
黄御史，你让朕把案子交给这样的人审理？”
黄道周哑口无言。
“好了，”朱由检摆摆手，“今日经筵，不是朝会，不必争论这些。
钱先生，朕还有一问。”
“陛下请讲。”
“《通鉴》中，唐太宗论治国，曾言‘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’。
朕想问问，以我大明二百年历史为鉴，可知何种治国之道？”
钱谦益沉吟片刻：“臣以为，当以仁孝治国，宽以待民，严以治吏...”
“不对，”朱由检打断他，“朕读史所得，是另一番道理。
大明开国，太祖高皇帝定赋税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
然二百年后，赋税名目繁多，百姓不堪重负。这是为何？”
不等回答，他自问自答：“因为制度坏了。
起初定的税制是好的，但执行中，有人偷税漏税，朝廷就加征新税补窟窿；新税又被偷漏，再加征...如此循环，终至民穷财尽。
所以关键不在加税，而在把该收的税收上来。
扬州盐税如此，漕运如此，天下赋税皆如此。”
他看向众臣：“诸卿都是读圣贤书的，当知‘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’。
可你们想过没有，朝廷收不上税，就没钱养兵，没钱治河，没钱赈灾。
兵不强，则外虏入侵；河不治，则水患频发；灾不赈，则民变四起。
到那时，受苦的是谁？是百姓。”
这番话掷地有声，许多官员陷入沉思。
朱由检重新坐回御座：“所以朕用魏忠贤，不是宠信阉宦，是用他这把刀，去剜掉那些腐肉。
等腐肉剜干净了，新肉长出来，大明才能康复。
诸卿若真想为国效力，就该想想，怎么建立好的制度，让以后不再需要魏忠贤这样的刀。”
经筵在微妙的气氛中结束。
当夜，钱谦益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