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时间，桌上几道目光都投向陈诚。
他放下筷子，思忖片刻才开口：“我觉得关键不在‘合拍’的形式，而在内容本身是否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潜力。《花木兰》的核心是个人英雄主义叙事，这种价值观容易引发共鸣。”
“陈导，你的意思是，合拍片也该找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？”李少红问。
“这是一个方向。”陈诚点头，“但我更想说的是，我们或许把顺序弄反了——不该先想着怎么‘合拍’，而该先想我们要讲什么故事。故事成立后，再考虑用什么制作方式最合适。”
众人若有所思。这时，童刚局长端着餐盘走来，自然地加入谈话：“聊什么呢？这么认真。”
“在聊合拍片的本质。”陈凯歌笑道，“陈诚刚才的观点挺有意思。”
童刚在空位坐下，看向陈诚：“说说看。”
面对总局局长，陈诚措辞更加谨慎：“童局，我认为中外合拍不应是一个目标，而是一种手段。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做出好电影，让中国故事被世界看见。如果合拍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，那就合拍；如果不行，就采用其他方式。”
“但总局确实希望推动更多合拍项目。”童刚语气平和，却带着某种压力，“这是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。”
“我理解。”陈诚恳切道，“所以我在想，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——不必直奔欧美主流市场。东南亚与我们文化相近，市场潜力大，观众接受度高。如果能先站稳东南亚，形成区域影响力，再向欧美辐射，或许会更稳妥。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而且东南亚市场目前大半被好莱坞占据，如果我们能通过合拍，与当地电影人合作，制作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当地审美的电影，这本身就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。”
饭桌上安静了几秒。
冯小刚率先打破沉默：“有道理。先拿下能拿的市场，再攻坚克难。”
“但这需要长期投入和布局。”中影的一位负责人说，“见效可能没那么快。”
“文化传播本就是长期工程。”陈诚平静回应，“电影不仅是商品，也是文化载体。急功近利，反而容易两头落空。”
童刚没说话，只是慢慢吃着饭。但陈诚注意到，他听得很认真。
下午的会议进入具体讨论环节。
轮到导演发言时，陈凯歌第一个上台。他的发言一如既往地充满诗意与理想主义，但核心明确：“合拍片必须是真正的艺术合作，而非简单的资本拼盘。若只为拿补贴、占份额，做出的只会是四不像。”
冯小刚的发言更直接：“市场不会说谎。观众买票，不是因为片子是合拍的，而是因为它好看。所以别玩虚的，先把片子拍好再说。”
张艺谋则从创作角度分享经验：“我拍《英雄》时，与海外团队合作很深。我的体会是，文化差异确实存在，但只要创作团队有共同的审美追求与职业精神，这些差异就能转化为创作养分。”
几位第五代导演的发言各有侧重，但都强调创作本身的重要性。
然而轮到一些新生代导演发言时，气氛变得微妙。有人大谈“国际视野”“跨文化对话”，却提不出具体可行的创作方案；有人反复强调“艺术探索”，却闭口不谈市场与观众。
陈诚在台下眉头渐皱。他理解艺术探索的价值，但电影终究是大众艺术，完全脱离观众的“探索”，最终只能是孤芳自赏。
轮到他发言时，陈诚走上台，没有用讲稿。
“各位领导，各位同行。”他环视会场，“今天我想从一个制片人的角度，谈谈对合拍片的看法。”
会场安静下来。
“首先，我认为必须明确一点：合拍片由谁主导？核心思想由谁把控？”陈诚语气平稳，却字字清晰，“如果我们只想套着外国故事的壳，讲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国故事，那在国内市场很难成功——观众不傻。”
他稍作停顿，继续道：“反过来，若想把纯粹的中国故事强塞给欧美观众，同样困难。文化差异客观存在，不是靠一厢情愿就能跨越的。”
“那你的建议是什么？”台下有人问。
“我建议分层推进。”陈诚打开笔记本，展示昨夜绘制的示意图，“第一层，立足本土市场，做扎实的中国故事。第二层，拓展东南亚市场，通过合拍等形式，制作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区域审美的电影。第三层，针对欧美市场，选择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，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。”
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全场：“在此过程中，合拍是重要手段，但不是唯一手段。我们要根据每个项目的特点，选择最合适的制作模式——可能是纯国内制作，可能是中外合拍，也可能是我们主导的国际制作。”
“但无论如何，”陈诚最后强调，“核心必须是好故事、好制作、好团队。没有这三个‘好’，什么模式都是空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