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对大人们来说，夜晚的重头戏才刚刚拉开序幕——陪老爷子喝上几杯。
八仙桌上，几只粗陶土罐并排摆着，罐口用红布扎着，掀开布角，一股醇厚的酒香就飘了出来。里面盛的是吉安乡下家家户户都会酿的糯米酒，色泽是温润的米黄，像掺了阳光的蜂蜜，入口醇甜绵柔，带着粮食发酵后的清香，度数虽不高，后劲却足得很，喝上几杯，脸颊就会泛起淡淡的红晕。除此之外，陈诚父亲从城里带回的好酒也整齐码在一旁：四特酒的玻璃瓶透着琥珀色，五粮液的红盒子衬得桌面格外喜庆，甚至还有两瓶珍藏的茅台，瓶身上的烫金字体在煤油灯的光线下泛着精致的光泽。可爷爷陈百顺连眼皮都没往那些名贵瓶装酒上抬，枯瘦的手指在陶土罐上敲了敲，径直对奶奶冯冬梅说：“舀点咱这米酒，再把角落那个小坛子抱来——就是我去年秋天蒸的高粱烧，给你妹夫他们尝尝鲜，这酒够劲！”
老爷子用指节重重敲了敲陶土罐，发出“咚咚”的闷响，声音里满是自得：“那些买的酒，花里胡哨的，瓶子比酒贵，喝不出半点粮食的本味。我就稀罕咱乡下这点东西，用的都是老辈传下来的古法，先把糯米泡上三天，再上木甑蒸得软糯，拌上酒曲装进陶缸，埋在灶膛边的土里发酵……就连这酿酒的家什，往后你们年轻人怕是见都见不着喽。”
这话并非虚言。村庄宗祠旁那片茂密的竹林里，确实藏着一整套老一辈留下的传统工具：巨大的木甑比人还高，甑壁上的木纹里嵌着经年累月的米浆；笨重的石磨蹲在青石板上，磨盘边缘被磨得光滑发亮，推磨的木柄包着一层厚厚的包浆；还有用来榨酒糟的木质器械，几根碗口粗的木头架成框架，下面挂着沉重的石锤，轻轻一拉，就能把酒糟里的酒汁榨得干干净净……从前村里酿酒、榨油、碾米，全靠这套凝聚着祖先智慧的家伙什，木头的纹理里浸着粮食的香气，也藏着整个村庄的集体记忆。
酒过三巡，杯盏碰撞的声音里，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了村里的产业。提起那近七千亩的山地，老爷子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语气里满是自豪：“早年那些山啊，全是密密麻麻的松树，风一吹，‘哗哗’响，却不当饭吃。后来你太爷爷当村支书，拍着桌子跟人吵，力排众议领着全村劳力上山，把松树砍了，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坑，一棵一棵地栽油茶苗。那时候天不亮就上山，天黑透了才回来，手上磨的全是泡，可没人喊累！”也正因如此，陈诚小时候，村里人几乎从不用外买油——每到霜降，油茶果挂满枝头，村民们背着竹筐上山采摘，晒干、剥壳、榨油，自家榨的山茶油装在陶罐里，开盖就是一股子醇厚的香气，炒菜时倒上一点，整个屋子都香得让人咽口水。榨油剩下的茶籽饼，从前还是毒鱼的好东西——虽说这法子现在早被禁用了，但陈诚至今记得，小时候和伙伴们揣着茶籽饼，跑到村后的溪涧里，把饼掰碎了扔进水里，等上一会儿，小鱼就翻着肚皮漂上来，孩子们欢笑着扑过去捡，裤脚全湿了也不管，那是属于童年最鲜活、最热闹的印记。
“要说咱们村最金贵的宝贝，还得是那个水库。”三姑父端着酒杯，抿了口高粱烧，语气里满是赞叹。那个面积上万亩的水库，是当年全镇人靠着一担担土、一双双手，花了好几个冬天垒起来的水坝——男人们光着膀子挑土，女人们送水送饭，孩子们也提着小篮子帮忙捡石头，坝体一点点长高，像一条巨龙卧在山脚下，说是奇迹也不为过。水库里的鱼多得很，草鱼、鲤鱼、鲢鱼在水里游来游去，平时只许钓鱼、不准捕捞，每年春天，村里还会专门买鱼苗投进去。陈诚清晰地记得，98年发大水时，水库水位漫过坝顶，成群的鱼顺着水流游出来，有的蹦到坝上，有的钻进草丛，村民们拿着桶、端着盆，在坝上、草丛里捡鱼，最大的那条竟有三百多斤重，几个人才抬得动！也难怪全村人都把这水库当宝贝——那可是他们灌溉、饮用的生命之源，是庄稼的命根子，也是村民们的心头肉。
爷爷听到这儿，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，脸上掠过一丝厉色，手里的酒杯重重磕在桌上：“哼！前两年不是有个不开眼的，想在水库边上搞养牛场？简直是昏了头！那牛粪便流进水库，全村人喝什么？吃什么？”这事陈诚还有印象，当时那个由镇上官员引进的项目刚有风声，就被爷爷和族里几位老人知道了。老爷子没跟人废话，一个电话直接打给镇委书记，劈头盖脸一顿骂：“你小子是不是忘了祖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