叮当——叮当——叮当——那声音又尖又脆，像有人在拿铁勺敲瓷碗。他睁开眼，看见的不是玉门关的青黑色穹顶，而是一面灰扑扑的砖墙，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，报纸上印着看不懂的洋文。后脑勺枕着的不是石头，是一堆烂菜叶和碎煤渣，馊味直冲脑门。
他猛地坐起来。
程真躺在左边，左臂的夹板散了，绷带拖在地上沾满了黑水。陈冰正跪在她旁边，用牙齿咬着绷带一头重新包扎，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成一缕一缕的。牛全趴在右边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——那是他从碎掉的工具箱里抢出来的最后几样东西：玉碟碎片、一块五行令、还有半截烧焦的探测针。八戒大师盘腿靠墙，闭着眼，袈裟下摆被人踩了几个黑脚印。苏文玉站在巷口，背对着他们，清光已经灭了，但她腰间的莲花还剩两片青色的花瓣，蔫蔫地垂着。
霍去病站在她旁边，钨龙戟横在身前，琥珀色的光已经收敛了，但他的眼睛还亮着——不是亮，是扫视。他在看这条陌生的巷子：头顶的电线像蛛网一样交错，远处有冒烟的烟囱，脚下是湿漉漉的石板路，空气里有煤烟味、下水道味、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油腻的香味——后来他们才知道，那是路边摊炸油条的味道。
“这是哪儿？”林小山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。
没有人回答。牛全从怀里掏出玉碟碎片，拼在一起。玉碟不再脉动了，但它表面的纹路上，有一丝极淡的光，在缓慢地、吃力地闪。他盯着那光看了半天，嘴唇哆嗦了一下。
“1924年。”他的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，“民国十三年。上海。”
林小山愣住了。他转头看程真，程真没有看他。她低头看着自己重新缠好的左臂，手指轻轻按了按夹板，疼得皱了一下眉，但没出声。
苏文玉从巷口走回来，脚步很轻。她的莲花又枯了一片，只剩一片青色花瓣了，边缘卷曲着，像快要烧尽的纸。
“外面是马路，有电车，有穿西装的，也有穿长衫的。”她的声音很平，但每个字都像在称重量，“我们的衣服……太显眼了。”
林小山低头看自己。一身灰褐色的粗布短打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腰间系着麻绳，脚上是一双草鞋——草鞋。在1924年的上海街头，这身打扮只有两种人：乞丐，或者刚从乡下来的难民。
霍去病穿的是黑色战袍，虽然沾满了土和血，但那款式——立领、窄袖、腰封——不像这个时代的任何衣服。程真穿着贴身的短衣，链子斧没了，腰间只剩一把短刀。陈冰的药囊斜挎着，上面绣着八卦图案，在洋人眼里大概算东方古董。
“我们得换衣服。”苏文玉说。
林小山摸了摸口袋，摸出三枚铜钱——不是铜元，是方孔铜钱，清朝的。在1924年的上海，这玩意儿连一碗阳春面都买不到。
“没钱。”他说。
巷口传来脚步声。不是普通路人的脚步声——是那种刻意放慢的、带着审视的、靴底碾在石板上故意发出声响的脚步。
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巡警出现在巷口。他的帽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一个尖下巴。腰间别着警棍，手里拿着一本皱巴巴的本子。
他扫了一眼巷子里的七个人，目光从林小山的草鞋滑到程真的夹板，从牛全怀里的布包滑到霍去病手里的钨龙戟。在看到钨龙戟的时候，他的眼皮跳了一下。
“你们几个，哪来的？”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笃定——像是在审犯人。
林小山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烂菜叶，咧嘴笑了笑。“大哥，我们……迷路了。”
巡警没有笑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警棍从腰间抽出来，在掌心轻轻敲着。
“迷路？你们这身打扮，从哪个县来的？有路条吗？有通行证吗？”
林小山听不懂“路条”是什么。他转头看苏文玉，苏文玉微微摇头。
巡警把他们的沉默当成了心虚。他的目光落在霍去病的钨龙戟上，又落在程真腰间的短刀上，嘴角往下撇了撇。
“携带凶器，来历不明，没有证件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在本子上写，“我看你们像乱党。”
“乱党？”林小山瞪大了眼。
“就是革命党。”巡警把本子合上，警棍往前一指，“前几年闹事的那些。你们是不是从广州来的？”
林小山张了张嘴，想说“我们是从玉门关来的”，但话到嘴边咽了回去。他就算说了，这人也不会信。
“带走。”巡警朝巷口喊了一声。
又有三个巡警走进来，手里都拿着警棍。其中一个还拔出了枪——一把老式左轮，枪口黑洞洞的，对准了霍去病。
霍去病没有动。他站在那里，钨龙戟点地，像一棵扎了根的树。但他的右眼，亮了一下。
很淡，淡得像月光穿过云层。但那个拿枪的巡警看见了。他的手抖了一下，左轮的枪口歪了半寸。
林小山挡在霍去病前面，举起双手。“别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