殿内济济一堂，绯袍玉带，冠冕堂皇。
内阁诸臣、六部九卿、五军都督府佥事以上的勋贵、都察院与科道的头面人物，几乎全数到场。
所有人的目光，都聚焦在御阶之下的首辅张居正身上。
御座之上，年轻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显得有些心神不宁。
张居正的声音平稳，正在宣读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几道明发诏书的核心内容。
“……靖海侯陈恪，世受国恩，位极人臣，不思报效，反怀枭獍之心。伪作先帝遗诏，煽惑军心，纠合丑类，擅兴甲兵，妄称‘靖难’，实属大逆不道，罪不容诛！着即削去其靖海侯爵位、太子太师衔、总督东南五省军政事务等一切职爵，追夺诰券。陈恪即为国贼，天下共击之！”
“……诏告天下文武官员、军民人等：但有忠义之士，能擒斩陈逆或其麾下首要逆党来献者，朝廷不吝封爵之赏，赐万金！其东南军中将士、地方官吏，有能幡然悔悟，缚送渠魁，或举城来归者，论功行赏，超擢任用。若冥顽不灵，附逆抗拒，则王师所指，必加诛戮，毋贻后悔！”
“……各直省督抚、镇守总兵官，需即刻整饬兵马，严守城池，听候朝廷调遣。北地各镇，尤须加强边备，防虏南窥。漕运、盐政、粮道，务须确保无虞。敢有懈怠观望、贻误军机者，以通敌论处！”
诏书的内容，强硬、果决，充满了代天讨伐的正义性与对叛逆的零容忍。
表面上看，这是中枢对地方叛乱最标准反应。
然而，在文华殿这片看似肃穆凝重的气氛下，暗藏的思绪却如地火奔涌，各怀鬼胎。
许多人的心思，并不完全在诏书的字句上，而在更微妙的地方。
陈恪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。
他是嘉靖二十九年状元及第，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近二十载宦海沉浮，开海、平倭、治漕、练兵、兴实业……每一步都牵扯进无数人的利益与身家。
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金华乡放牛娃出身的孤臣，而是一张庞大利益网络的核心节点。
这张网有多大？稍微有点政治嗅觉的人都心知肚明。
户部尚书、次辅赵贞吉，此刻就站在张居正下首不远。
他面色沉静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仿佛一尊泥塑木雕。
但有心人会发现，他的站姿比平日更加挺直，下颌的线条也绷得有些紧。
他是陈恪的座师。
嘉靖二十九年会试，赵贞吉是副主考之一，陈恪是他亲手取中的门生。
尽管后来两人政治道路上分分合合，陈恪的许多激进举措赵贞吉未必全然赞同，甚至在徐阶倒台、高拱崛起时，赵贞吉为了自身地位，与陈恪也有过明争暗斗。
但在官场最看重“师生”名分的传统下，这层关系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。
如今陈恪成了“国贼”，他这位座师，就算不被立刻归为“逆党同谋”，也难免要被推上识人不明的审判席，未来的政治前途，已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。
此刻，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更表现出对朝廷的绝对忠诚，任何一丝一毫的犹豫或同情，都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靶子。
都察院队列中，左副都御史海瑞，那张黑瘦而棱角分明的脸上，没有任何表情。
他与陈恪的纠葛更深。
当年他上《治安疏》骂皇帝，是陈恪将他从即刻问斩的边缘拉了回来，虽然后来还是下了诏狱，但终究保住了性命。
隆庆初年清查上海徐阶贪腐案，又是陈恪举荐他为钦差，给了他一舒胸中块垒的机会。
这份复杂的“恩情”与“知遇”，让海瑞此刻的内心充满了激烈的挣扎。
他痛恨一切破坏祸乱国家的行为，陈恪起兵，在他看来无疑是滔天大罪。
这种忠义与私谊、法理与人情的激烈冲撞，让海瑞觉得胸口发闷，他只能紧紧抿着嘴唇，将一切情绪死死压在心底，告诫自己：国法大于天，私人恩遇，不能凌驾于社稷安危之上。
兵部左侍郎王崇古，则是另一种心思。
他是张居正提拔起来的务实派官员，擅长边务，与陈恪并无太深私交。
但他此刻忧心的是北疆。
陈恪叛乱，东南动荡，朝廷必然要抽调精锐南下平叛，北方的宣大、蓟辽边防必然空虚。
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虽然多年前被陈恪生擒，但草原各部从未真正臣服，女真在辽东也日渐坐大。
万一北虏趁虚而入，南北交困，大明江山危矣。
他几次想开口提醒首辅务必重视边防，但看到张居正那冷峻的面容和殿内肃杀的气氛，又强自按捺下去，决定稍后在兵部堂议时再详细呈报。
更多的人，则是在飞快地计算着自己的得失，观察着风向。
陈恪的“奉天靖难”檄文，他们大多已通过各种渠道知晓了大概。
那份所谓的“嘉靖遗诏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