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其实，”龚峰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华联上下原本对国府抱有相当好感的人，这几年都失望了。”
“我们知道他们贪腐，可没有想到会贪腐到如此地步，援助的粮食被他们控制，然后高价卖给老百姓。”
“要知道，经历十年战乱的国内老百姓，哪里还有剩余的价值值得他们去盘剥？”
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，递给宋天：
“这是上个月河南的灾情报告，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，河南大饥荒，饿死三百万人。”
“三百万人，老宋。这还是他们自己统计的，天知道数据死亡多少，而国府在河南囤积的我们援助的粮食，足够养活这三百万人整整二十年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等粮价涨得更高。”
“如今有了我们的援助，你知道吗？还死了一百多万，一百多万啊！这些是人，是活生生的人，是我们自己的同胞！”
宋天接过报告，一页一页地翻看，报告里的数字冷冰冰的，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人命。
他的手开始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一种更深的、更冷的情绪，像冰水一样从头顶浇到脚底。
说实话他知道国府贪腐严重，可华联前后援助了近四千多万多吨粮食，这些老百姓如今依旧吃不饱。
“工农党那边呢？”宋天问。
“工农党在华北推行土地改革，”龚峰说，“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，然后组织农民搞生产、搞运输、搞民兵。”
“他们的后勤补给主要靠老百姓——不是靠强征，是靠一种……我说不清楚，也许是信仰，也许是一种新的社会契约。”
“老百姓愿意把最后一袋粮食送给他们，愿意把最后一个儿子送上前线。”
龚峰停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：“我们援助工农党的物资，他们用得比国府高效得多，每一支枪、每一发子弹、每一粒药片，都用在刀刃上。”
“他们的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、穿一样的衣、住一样的房，这在国府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宋天闭上眼睛，他想起了一句古话：得民心者得天下。
做为后世人，他一开始觉得这句话太抽象，太理想化，现在他明白了，它一点都不抽象。
得民心，就是让老百姓吃饱饭，让老百姓觉得这个政权值得信赖，让老百姓愿意为这个政权去战斗、去牺牲。
而失民心，就是把老百姓的口粮拿去囤积居奇，把老百姓的血汗拿去挥霍享乐，把老百姓的希望一点一点碾碎。
“老宋，”龚峰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看着宋天。
“我们要做好准备，国府的崩溃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快，华北丢了，江淮也保不住，接下来就是华中、华南。”
“工农党的军队现在士气正盛，而国府的军队，除了少数精锐部队——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战斗力，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打仗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为谁而战。”
宋天睁开眼睛，目光落在舷窗外渐渐清晰的东南亚海岸线上。
新加坡就在前方，那座华联的心脏城市在暮色中闪烁着温暖的灯光。
“我知道，”宋天说。
“所以我们要加快速度，南太平洋的战役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国内。”
“不是军事干预——是另一种方式，经济援助、物资支持、医疗救助。不管谁赢谁输，老百姓是无辜的。”
“那些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人，那些在饥荒中挣扎求生的人，那些在炮火中失去父母的孩子，他们需要我们。”
龚峰点了点头。
他知道宋天说的是对的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他也知道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
华联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国内的内战，存在着深刻的分歧，有些人主张全力支持工农党，因为工农党更有效率、更有组织、更得民心。
有些人主张保持中立，两边都不帮，专注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还有些人，虽然很少公开表达，认为国府虽然腐朽，但至少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，支持国府可以避免更大的动荡。
这些分歧，将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变得更加尖锐。
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华联首都新加坡。
当宋天和龚峰的飞机降落在樟宜机场时，已经是深夜十一点。
但机场的停机坪上依然灯火通明，迎接的人群排成了长队，华联的军政要员、南洋各国的代表、媒体记者，还有一大群自发前来欢迎的市民。
宋天走下舷梯时，被眼前的景象惊了一下，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，更没想到，这些人脸上洋溢着的不是胜利的狂喜，而是一种更沉静、更深沉的东西。
也许是自豪，也许是信心，也许只是一种“我们做到了”的踏实感。
华联内阁经委会主任陈嘉庚站在最前面，身后是不是啊华联政府的成员。
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，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