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行前一晚，何越在酒店楼下的小酒馆意外遇到了姜文。这位国内导演正和几个欧洲电影人喝酒聊天，看见何越，眼睛一亮。
“哟，何大制片！”姜文站起来，用力拍了拍何越的肩膀，“听说你们在巴黎拍诺兰的戏？行啊小子，混到好莱坞去了。”
“姜导您怎么也在这儿？”何越笑着和他拥抱。
“拍个短片，威尼斯电影节的邀约。”姜文拉他坐下，对旁边几个老外介绍，“这是何越，大夏现在最牛的年轻制片人，没有之一。”
几个欧洲电影人礼貌地打招呼。其中一个法国导演好奇地问：“我听说大夏刚刚发生了严重的地震，你们还好吗？”
酒桌气氛瞬间凝重了些。
“不太好。”何越用英语回答，“但我们在努力。很多大夏电影人都在捐款捐物，全国院线也停业三天，表示哀悼。”
法国导演点点头，举起酒杯：“为生命致敬。”
众人碰杯。姜文低声对何越说：“捐了不少吧？我看到名单了。”
“尽力而为。”
“挺好。”姜文喝了一大口酒，忽然说，“我在筹备新片，《让子弹飞》。商业片，但有点想法。有没有兴趣来客串一把？”
何越笑了：“姜导，我是制片人，不是演员。”
“知道，但你那张脸，不上镜可惜。”姜文半开玩笑半认真，“而且我需要个懂市场的年轻视角。这片子我想玩点不一样的——既要票房，也要表达。”
两人聊到深夜。姜文说起他对大夏电影市场的观察，何越分享在好莱坞工作的心得。临别时，姜文说：“对了，明天我去你们片场探个班，见见诺兰。没问题吧？”
“当然。”
第二天，姜文真的来了。
第三天，诺兰对这个大夏导演很好奇，两人用英语夹杂着手势聊了整整一小时。虽然语言不通透，但电影人的共鸣超越了国界，他们聊镜头语言，聊叙事结构，聊如何在商业和艺术间找平衡。
姜文临走时对何越说：“你这步走对了。先出去学，把好东西带回来。大夏电影不能闭门造车。”
何越送他到片场外。巴黎的阳光很好，洒在石板路上，泛着暖金色的光。
“姜导，您觉得我们这些人，”何越忽然问，“在外面拍电影，算不算……逃避？”
姜文停下脚步，转过头看他。这个以狂傲着称的导演，此刻眼神格外深沉。
“逃避？”他重复这个词，笑了，“何越，我告诉你——真正逃避的人，是那些在国内舒舒服服拍烂片，赚得盆满钵满，然后捐个几万块还恨不得上头条的人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在诺兰的剧组里，用专业和敬业，让全世界看到大夏电影人的水准。这他妈叫开路，不叫逃避。”
他用力拍了拍何越的肩膀：“挺直腰杆。你们捐的那些钱，是良心。你们拍的这部电影，是未来。两手都硬，才是真本事。”
摩洛哥的拍摄进行到第二周时，国内的舆论风向已经开始转变。
最初的混乱和争吵渐渐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捐款名单的深入审视。有网友整理了详细表格，对比明星的年收入、代言费和捐款数额，制作出“爱心指数”排行榜。
何越、赵丽影、柳亦菲的名字高居前列。特别是何越，通过好莱坞公司追加的捐款被披露后，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五百万。网友这才知道，他不仅以个人名义捐，还通过海外渠道筹集了更多物资。
“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责任。”一条高赞评论写道，“不是作秀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。”
相比之下，某些捐款额与自身地位严重不符的“一线”艺人，开始遭受舆论反噬。有演员刚捐了十万，转头就被扒出上周在巴黎买了百万名表。有导演捐了五万，却被发现同一时期给女儿的生日礼物是一辆百万跑车。
最讽刺的是某位以“爱国人设”着称的演员，公开捐款二十万，却在私下抱怨“捐多了”。这段录音不知怎么流了出来，瞬间引爆网络。
“爱心不分大小，奉献全凭自愿。”有媒体在报道中这样写，“但公众人物需知，你们享受了聚光灯下的荣耀，也就必须承受这份荣耀带来的审视。数字或许不能衡量爱心，但能照见良心。”
柳亦菲把这篇报道读给何越听时，两人正在摩洛哥的片场休息。沙漠的风滚烫，远处的沙丘在热浪中扭曲变形。
“你觉得他们可怜吗？”柳亦菲问。
何越喝了口水，看着远处正在调整机位的诺兰，缓缓说：“不可怜。这是选择。他们选择了少捐，就要承担被质疑的风险。我们选择了多捐，也要承受被说作秀的压力。很公平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亦菲，”何越转过头看她，眼神平静，“我们做这些，不是为了被夸，也不是为了比别人强。我们做这些，只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同胞，我们的祖国。仅此而已。”
……